轻重的地方。说白了，用公共资金为自己“搞政绩”，从而拉选民争捐款。比如，最着名的一个案例，阿拉斯加州两个议员极力推动一个两亿两千多万美元的“特殊专款”，要给一个只有50 个人的孤岛造一座桥，这事后来成了笑谈，称其为“哪儿也不到的桥”。
各种调查都表明，earmark 的现象近年来在美国议会中剧增。根据一个叫“公民抵制政府浪费”组织的数据，1995 年国会里只有 1439 起 earmark，到 2005 年，已经窜到了 13997起。
earmark算不算“腐败”，这实际上涉及到民主的一个核心问题：被选举出来的官员到底代表谁是仅仅代表那些选举了他的人，还是整个公共利益如果是公共利益，那么民主的要害不仅仅在其“代表性”，而在于对于公共利益是什么的“理性判断”，但是如果加入这种主观的分析和思考，这种主观性的限度又何在代议民主制中的“代议”二字又如何保证局部利益既是公共利益的组成部分，也可能成为它的障碍。当年美国的开国之父们一再担忧的“派系问题”，就是如何把局部利益控制在整体利益之下。
earmark虽然是美国政治中近些年才猖獗起来的现象，但是没有earmark的形式却有earmark 的实质的“特殊利益”却始终存在。英语中“猪肉桶”这个词porkbarrel，也是指政治家们争先恐后地瓜分公共资源这个“猪肉桶”，以争取选票或者政治捐款。比如，很多人认为“农业补贴”，就是一块“猪肉”。波士顿地区花了一百四十多亿的一个交通改善项目俗称“大坑”，也常常被认为是“猪肉”的典型。
“耳朵上的记号”也好，“猪肉桶”也好，发展到一定程度，就具有了专业性，这就是美国普遍的“游说集团”现象。华盛顿周围，逡巡着一大批专业的游说集团，类似充斥北京的各地各企业的“办事处”。游说集团代表着某行业某集团或者某地区的利益，努力从参众两院中“挤钱”。本来，这也的确是帮助议员们“倾听民情”“接近基层”的机会，是民主制度里宝贵的传统之一，但是，如前所说，局部利益和公共利益之间往往只有一线之隔，把握不好，就因小失大。专业化了的游说集团，甚至可以凭其与国会的关系建立“猪肉”市场，“拍卖”其政治资源，所以在局部利益游说集团议员的三角关系之间，出现前述的两个腐败案例，也就不足为奇了。earmark 现象近 10 年的猛增，也和游说集团的商业化趋势相关。有人干脆说，earmark 成了游说集团的“自动提款机”。
两起重大腐败案，加上“哪也不到的桥”这样的笑话，美国 earmark 改革的呼声也日趋强烈。
由于各方压力，2006 年国会中的 earmark 大幅下降。2007 年 1 月 5 日，众议院通过改革议案，规定所有所有的 earmark 都必须公开标明倡议议员姓名用途成本，议员也必须证实自己与此 earmark 没有利益相关性，宗旨就是提高 earmark 的透明性。
当然了，有些乐于为自己的选民“请命”议员还是不服气。对于他们来说，我为我的选民争取利益，何罪之有一个伊利诺州的女议员就说，她“还将为自己的选区而斗争”。看来，一个政治家太死心眼了也不行，因为你对你的选民“负责”，很可能就是对更广大选民的“不负责任”。
咱们美国工人有力量几年以前，我一个哥大的博士同学突然宣布不读了，问他去干什么，他说：“我要去做一个地铁售票员”。听了之后，我大笑，一个常青腾大学的博士生，辍学转当地铁售票员我完全把他说的话当成一个笑话了。
直到前些天，目睹了 7百万纽约人因为 3万交通工人罢工，在寒冷的清晨步行几个小时去上班上学，才渐渐明白我那个同学所说的话，很可能不是一个笑话，而是一个现实的计划。
一个纽约公交工人平均年工资为 6万 3千美元，同时还享有终生医疗保险养老保险，55岁就可以退休拿养老金。而且，由于公交工人是“国企”工人，所以抱的基本是铁饭碗，不可能被随便解雇。这个待遇的分量是什么呢要知道，美国人的年家庭平均收入为 4万 5千美元左右，也就是说，如果一个家庭有两个成人都是纽约公交工人的话，那么这在美国就是一个相当富足的家庭了。同时，美国人平均的退休年龄是 65岁。哥大一般的系院里，刚受雇佣的年轻教授一般年收入是 4到 6万美元之间――而且要当一个教授，要接受 10年左右的高等教育训练，这个过程的艰辛不说，竞争惨烈难找工作不说，往往还要使在读学生背上一屁股债务――难怪我的同学要“明智”地转行去做地铁工人了。
纽约公交工人活得这么爽，为什么还要罢工呢这部分当然是因为他们“身在福中不知福”。
不用去非洲，就让他们到中国来旅游一圈，看看中国沿海一些血汗工厂的打工妹或者国企倒霉的下岗工人，估计他们肯定会死死抱住自己的岗位，给啥也不换了。然而，更重要的，当然是美国工会的势力。
美国有无数个大大小小的工会，一般按行业组织，比如汽车工人工会，服务行业工会，甚至分得更细，理发员工会，清洁工工会，保姆工会等等。当然，在每一个行业里面，工会之间对成员的竞争也很激烈，竞争的结果，就是每一个行业会出现一个或几个较大的工会，其他的小工会，作为子工会，加入这些大的母工会。这些小工会与母工会有一些协商庇护资助关系，但小工会有自己的董事会财政来源，所以具有相当的独立性。
工人加入工会是自愿的，条件是交成员年费，好处当然是工会会出面和雇佣者协商劳工合同，就劳动条件工资福利等等与雇佣者讨价还价。谈拢了，当然好。谈不拢，工会可以号召工人弟兄们起来罢工示威。如果这个工会的号召力足够强，可以把一定区域内的某个行业或某个工厂搞瘫痪，雇佣者当然得给工会“面子”了。对于政治家来说，由于工会在左右工人的选票方面的号召力，它同样是一个“大爷”，也得罪不起。正是因为工会在左右经济政治方面的“势力”，美国工人的待遇在有工会以来，一直在“扶摇直上”。社会地位另论的话，就“舒服”程度来说，在美国做一个“蓝领工人”，的确是非常“舒服”的职业。比如，长期生活在美国的人很容易注意到，美国的建筑施工速度非常慢，与中国一年一栋高楼的速度完全无法相比――这也难怪，美国建筑工人 8点上班，5点下班，上午一个长长的“咖啡时段”，下午一个长长的“咖啡时段”，午饭吃它两个小时，五年能盖好一栋楼就不错了。
又比如，美国普通的白领，根本请不起保姆甚至“小时工”，许多女人选择做家庭主妇，辞职在家带孩子，往往不是“兴趣”使然，而是实在请不起保姆。再比如，一般的中国人会注意到，美国的“空中小姐”远远不如中国的“空中小姐”年轻漂亮，很多根本不修边幅的老大妈还“赖”在“空中小姐”的职位上，这其实也与美国工会对“空中工人”的保护相关，这种保护使年龄歧视外貌歧视很难发生。
这次带领纽约地铁工人“闹事”的，就是美国“交通工人工会”的纽约子工会“地方 100”。
由于公交工人是“国企”工人，他们的合同是与纽约州政府的“都市交通局”签订的。05年12月，上一个合同到期，新的合同进入协商阶段。正是在这个关头，“地方 100”与“都市交通局”爆发了针锋相对的“阶级斗争”。经过漫长激烈的讨价还价，双方在很多问题上都达成了一定妥协和共识，然而，在养老金的问题上，谈判被卡住了：“都市交通局”提出，以后新录用的工人必须抽取收入的 6作为自己的养老金筹款，这比现有合同增加了两个百分点，而“地方 100”坚称它不会“出卖”以后新录用的工人，坚决不妥协。
于是，2005年 12月 20日凌晨 3点，“地方 100”宣布罢工，地铁公车系统陷入瘫痪。
这是纽约交通工人 25年来的第一次罢工，时逢寒冷的冬天，对于依赖公交系统的 7百万纽约市民来说，罢工无疑是“雪上加霜”。以后的三天，成了“长征”的三天，人们在零下几度的天气里，迎着寒风，一步一步向自己的办公室或者学校“挺进”。如果说第一天大家还有点“新鲜感”，还有种走路的“振奋”的话，到第三天，人们已经开始怨声载道了，有的“群众”干脆在接受采访时说：“把那些工会的人给抓起来，扔到监狱去，就这么办算了”
在所有这些愤怒的人中，纽约市长布鲁伯格无疑是最生气的。在他看来，谈不拢再接着谈啊，你罢什么工啊。他在 20号的声明中说： 交通工人工会将他们的私利摆在了公共利益之上，这不但是对公共服务这个概念的羞辱，而且是通过让这个城市给他们下跪来达到他们的目的”。更重要的是，根据纽约州的泰勒法，公共行业的工人罢工是违法的举动。布鲁伯格抓住这个法律上的“辫子”，敦促法院对工会做出处罚。
众所周知，在这个人口老龄化的时代，养老金问题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欧洲近几年的工人罢工，也往往与养老金问题相关。这次纽约公交系统在养老金问题上双方爆发冲突，并不出人意料。在“地方 100”看来，这次妥协，可能是将来工人福利进一步被侵蚀的开端。对“都市交通局”来说，交通工人的待遇已经比其他公共行业的从业人员警察公立学校的教师消防员要高了，55岁就开始领退休金在私营行业也是闻所未闻。对白领阶层来说，交养老金的份额就不是百分之四百分之六的问题，全国平均而言，白领阶层对自己养老金的贡献率为 32左右。更重要的是，长远地看，按照现在的养老金和医疗保险支出，可以推算出“都市交通局”在 2009年将要背上 10亿美元的赤字。“如果一个巨浪即将打过来，你要在这个巨浪到来之前就闪开，而不是等它打到你之后才开始闪避”。
纽约的舆论越来越“一边倒”，甚至连“地方 100”的母工会“全美交通工人工会”都宣布他们不支持罢工，并敦促工人立刻返回岗位，同时法院也开始传唤“地方 100”的领导人，在这种形式下，“地方 100”结束了罢工，三天之后就回到了谈判桌。
这次罢工，“地方 100”和“都市交通局”两败俱伤，所以一回到谈判桌，双方“口气”都软了不少。几天之后，双方达成了新的协议。“都市交通局”不再要求提高工人对养老金的贡献率，但是双方同意工人对医疗保险的贡献率要提高 1。5。同时，作为补偿，“都市交通局”会部分返还工人已提交的养老金，使每个工人能得到 8000美元左右的现金收入。当然，这只是双方高层达成的协议，对工会来说，它还需要得到几万工人的投票批准，对于“都市交通局”来说，也需要董事会的批准。协议能否获得通过，仍然是一个悬念。
在这整个“戏剧”中，我印象最深刻的，首先是没有任何人能够对“小人物”的命运随意地拍板钉钉。“都市交通局”不能随意决定其员工的工资待遇，必须与工会定期协商，决定合同内容；市长不能随意下令逮捕谁，只能“督促”法院采取行动；联邦政府不能干预州内事物，只能象征性地表示关注；甚至“地方 100”工会本身也不能决定合同的有效性，他们只是代表工人协商合同，只有工人的投票才能决定合同的有效性。
其次是工会的势力。没有人任何人能任意鱼肉“小人物”，恰恰与工会强大的势力相关。一个文明的社会，必须给予劳动者政治上的声音，这一点至关重要。然而，就美国的某些行业来说，这种保护有时候已走到了“矫枉过正”的地步。在一个全球竞争的时代，对劳动力的过度保护，已经削弱了美国许多行业在国际上的竞争力。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美国通用汽车在日本同行面前的节节败退，最近开始大量裁员和关闭工厂。通用的市场眼光固然有失误，美国汽车行业的“军事化的”强大工会也令其喘不过气来。据通用公司声称，在他们每一辆汽车价格中，有 1500美元是用来付其员工和退休员工的养老金。中国的轻工产品对美国市场的全面“霸占”，在一定意义上，也是中国对工人缺乏保护美国对工人过度保护的结果。
正是因此，美国竟然出现了工人自发地抵制工会势力的奇特现象：许多工人自发地打出了“我们要工作，不要工会”的口号。美国工人的“工会加入率”也连年持续下跌，从战后的 33下跌到今天的 12左右。
众所周知，政治是一种斗争的艺术，然而，同样重要却经常被忽略的是，政治也是一种妥协的艺术。在一个协商性的政治里，没有任何一方可以为所欲为。“地方 100”工会最大的教训恐怕也在这里，煽动群情激愤等固然姿态华美，然而当它滑出法律的轨道，为了一个团体的利益而置公共利益于不顾时，这种华美也就沦为小题大做的滑稽了。毕竟，一个既得利益集团争取更多的利益，有别于一个真正的弱势群体扞卫自身的基本权利，因而也缺乏广泛的社会呼应。这已经不是一个高呼“失去的只有锁链，赢得的却是整个世界”的时代了，更务实的做法是回到谈判桌前，在法律的框架内解决问题，失去的只有 1。5的医疗保险，赢得的却是整整 7 百万人的安宁。
金融危机里的左中右这场金融危机，左翼埋下了种子，而右翼则积极地施肥浇水，“军功章”里，有你的一半，也有我的一半“如果说这场金融危机对这次总统大选有什么直接影响的话，”一个时事评论员写道，“就是结束了麦凯恩的竞选。”本来 9 月初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之后，共和党选情已经出现转机，民调显示奥巴马和麦凯恩支持率不相上下，但一场金融危机的巨浪打过来，共和党选情立刻回冷，麦凯恩与奥巴马的支持率开始节节拉开。
奥巴马当然知道如何将这场金融危机打成选举牌。在最近的总统竞选辩论中，他慷慨激昂地控诉道：正是麦凯恩支持的布什政府的经济政策去管制化的市场至上论，导致了目前的华尔街危机。
毛主席说过，有人的地方就有左中右。反映到最近的美国金融危机问题上，当然也不例外。
以奥巴马为代表的左翼对金融危机的理解是：是金融界的贪婪共和党的自由市场至上的原则导致了这场金融危机。正是基于这个理解，民主党把持的众议院才对最初的政府救市方案进行了否决，“凭什么我们要拿纳税人的钱去挽救那些贪得无厌的华尔街银行家”甚至有些左翼评论员不无幸灾乐祸地就此宣告资本主义的“终结”，认为这场危机恰好反映了资本主义的内在弊端和必然崩溃。
右翼则对左翼的这种说法嗤之以鼻。与左翼那种“都怪银行家”的论调相反，右翼更倾向于“都怪那些超前消费买房的穷人”这种看法。在他们看来，这次金融风暴的根源在于次贷危机，而所谓“次贷”，用最简单的话来说，就是银行给缺乏消费能力的人贷款买房。有些人不名一文，却大摇大摆地到银行要求贷款买房，银行则抱着“反正房子会涨价”的心态给他们进行抵押贷款。
两方谁对谁错呢我想来想去，只能各打五十大板。奥巴马“都怪共和党都怪去管制化”
的说法，在我看来不过是政客一贯的混淆视听。其实不管政治派别如何，大家基本能达成共识的一点是，这次金融危机的起源是次贷危机，而当年基于“保护弱势群体”的理念主张放松对穷人贷款限制的，恰恰是民主党政府和国会代表。1977 年卡特政府批准1990 年代克林顿政府屡次修改的“社区再投资法案”，要求房地美和房利美“两房”等贷款公司降低中低收入者贷款的门槛甚至规定给低收入人群的贷款额度。2005 年，当时还在共和党控制之下的国会曾经动议规范“两房”的贷款标准，却遭到民主党的一致反对。众所周知，最近的金融危机第一声“号角”，就是两房大规模亏损吹响的。也就是说，民主党一直在推动房地产贷款按照福利原则而不是市场原则运作，所以恰恰是政府干预市场而不是“全盘自由主义”埋下了这场金融危机的祸根。
当然另一方面来说，“银行家的贪婪”肯定也通过金融杠杆将这种潜在的危机放大了数倍。
为了尽快将次贷兑现，华尔街精明绝顶的银行家们将次贷“包装”成优质证券，将这个烫手的山芋一个接一个环节地往下传，直到穷人付不起房贷的消息传来大家发现次贷它就是“次”
贷怎么包装乌鸡也变不了金凤凰为止。等次贷这个多米诺骨牌的第一张牌倒下，全球金融危机也就为时不远了。这其中的关键是次贷的证券化，而在次贷的证券化过程中，可以说“华尔街的贪婪”功不可没。
可以说，这场金融危机，左翼埋下了种子，而右翼则积极地施肥浇水，“军功章”里，有你的一半，也有我的一半。正是因此，把这场危机打成选举牌，变成政党相互攻击的武器，是件可悲的事情。大难临头，解决问题最紧要，化悲痛为棍棒却似乎不大光彩。“凭什么拿纳税人的钱去挽救那些贪得无厌的华尔街银行家”这种说法固然颇煽情，但一个人身无分文却要买车买房，不贪得无厌吗泡沫破灭的时候，大家气愤填膺。泡沫高涨的时候，大家不也都“同去同去”了吗要我说，贪婪的银行家固然可恶，但其实每个人心中都有个银行家。
公民社会篇至少还有记忆前一段去伦敦旅行，看了一个据说“近来最轰动伦敦的”话剧，名字叫“弗罗斯特尼克松”。
该剧是对 1977 年一场电视访谈半写实半虚构的舞台重构，访谈者是英国脱口秀主持人弗罗斯特，被访谈者是美国前总统尼克松。虽然 1977年水门事件已经过去了 5 年，尼克松也下台了3年，但是尼克松从来没有真正坦然承认过自己的错误。弗罗斯特，一个当时事业正在走下坡路的节目支持人，雄心勃勃地想迫使尼克松在该访谈中承认错误，从而实现他自己商业上的突破，尼克松自己当然步步为营，将弗罗斯特的提问转化为自我辩护的机会。但是最后，在智囊团的帮助下，弗罗斯特还是“战胜”了尼克松，使这个曾经不可一世的总统在亿万电视观众面前缴械投降。
这个话剧的主题，用最简洁的话来说就是：不忘记，不原谅。
不但尼克松下台 3 年之后不能原谅他的过错，哪怕他下台 30 多年后的今天，这样一个戏剧的出台上演和观众的热烈反应，重申了这种“不忘记不原谅”。
无独有仨。最近一年我就看了另外两个主题类似的电影，一个是 2006 年赢得多项奥斯卡提名的电影“晚安，好运”，另一个是 03 年底出品的记录片“战争的迷雾”。前者是通过一个新闻主播穆罗和麦卡锡的对峙，声讨 50 年代反共的麦卡锡主义，后者是通过对约翰逊政府的国防部长麦克那马拉的访谈，再次反思 60 年代的越战。
令我震动的与其说是这些文艺作品本身，不如说是西方政治文化中公众对政治家过错“耿耿于怀”的态度。尼克松 30 年前的错误约翰逊政府 40 年前的错误麦卡锡 50 年前的错误，并没有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在公众的记忆中消失。虽然尼克松麦克那马拉麦卡锡在世时就都受到了政治的舆论的惩罚，他们并没有因此得到救赎，几十年来人们从来没有忘记向已经落入“井底“的他们不断扔新的“石头”。
就尼克松来说，水门事件之前，尼克松几乎可以被列为美国最伟大的总统之一，他推行东西阵营之间的“缓和”外交，和苏联一同协商军备削减，推进和中国的外交，着手结束越南战争，国内政策上制定一系列有关环保劳工保护社会保障的开明政策，深得人心，这也是为什么 1972 年的总统选举中，尼克松能够在 50 州中的 49 个州赢得胜利，以罕见的绝对优势重新当选。
然而水门丑闻将这一切粉碎。
对许多习惯领导特权的人来说，美国总统――这个据说全世界最有权力的人――对竞选对手进行窃听，好像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丑闻。在同一时代的中国文革里，还几亿人受到窃听相互窃听窃听完了如发现反动言论还劳动改造甚至人头落地呢。但是美国社会没有这种“宽容”，也懒得对尼克松来个“三七开”，支持率的自由落体弹劾的压力甚至入狱的威胁，迅速将尼克松抛入历史的垃圾堆，用“弗罗斯特尼克松”这个话剧结尾的一句话来说：下台以后，尼克松一直极力扳回他的形象，但是没有用，到今天他唯一的遗产，就是让所有的政治丑闻后面多了“门”这个字眼。
“不忘记不原谅”的表现，是各类文化产品中反思主题反反复复的出现。拿水门事件来说，电影尼克松迪克所有总统的人我的美国同胞都有对水门事件的再现和反思，电视片辛普森x 档案福图拉马爱家男人什么都不信星期六现场秀中也都有反映水门事件的剧情，至于歌曲迪克完全是个屁眼美丽的可怜虫，一看标题就知道有多么寒碜尼克松。当然，文化产业对政治错误最不依不饶的典型，还是越战的“文化工业”。且不说书籍电视歌曲漫画等，就拿电影一项来说，作品就已经汗牛充栋。奥利弗斯通的越战三部曲野战排生于七月四日天与地是最信手沾来的例子，现代启示录逐鹿者杀戮场同样经典，至于不太经典的，比如越战突击队草莓宣言归乡越南血战史越战家书早安越南前进高棉汉堡高地等等更是不计其数。
可以看出，在人类天生的健忘倾向面前，西方的文化产业主动承担了守护记忆背负记忆传载记忆的责任。面对权力我们可能手无寸铁，但是至少还有记忆。相比之下，中国有多少文艺作品在守护我们的集体记忆呢越战之中美国阵亡士兵不到六万，就引起了如此波澜壮阔的文化后果，中国的“三年自然灾害”死亡成千上百万，我们有几个电影反映那些苦难与麦卡锡主义时代接近的但迫害程度惨烈得多的中国“反右”，又引起了多少文化上的回音面对血流成河的土改镇反文革四清，我们的奥利弗斯通在哪里我们的晚安，好运
战争的迷雾弗罗斯特尼克松在哪里显然不在上海宝贝里，或者大话西游
里，或者无极和遍地尽是黄金甲里。权力固然封锁了记忆，但是社会本身公众本身又有多少回忆的冲动诉说的冲动用历史的火炬去照亮未来的黑暗的冲动
对于历史的伤痛，我们习惯于说“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何必揭历史的伤疤”；对于哪怕映射这一伤疤的文艺作品，我们涂抹着西方解构主义荒诞主义后现代主义的口红的嘴巴又说，“这种宏大叙事是多么的土气”。但是，但是，如果对生命和痛苦的漠视可以体现在我们对待历史的态度里，它同样可以体现到我们对现实的态度里――事实上，当我们的文艺作品用五光十色的豁达诗意颓废华丽放荡恶搞，以及最重要的，沉默，去包裹怯懦时，它正在体现到我们对现实的态度里。
弗罗斯特晚安迷雾这样的作品集中出现在这几年，绝非巧合。显然，这些作品的编剧导演都或多或少有影射当代政治尤其是伊战的企图。弗罗斯特中对窃听的讽刺，暗合美国政府伊战以来的“反恐”窃听政策；晚安好运中对“恐共症”的批判，也可以被理解为对 911 以来“恐穆斯林症”的影射；而迷雾对战争的反思，几乎就是对伊战的直接批评。也许，历史的妙处正在于此：它不仅是关于过去的事件，还可以是关于现实和未来的寓言。
就这样被你笑话“为了解决非法移民问题，国会刚刚批准通过了一个法案，该法案提议在美墨的 2000 英里的边境修建一条长达 700 英里隔离墙。你看，这就是让布什总统做数学的后果自从布什在八国首脑会谈中说脏话这个事情被抖露之后，很多人觉得受到了冒犯，说实话，你们觉得受到冒犯了吗我倒觉得布什吃黄油卷饼的吃相才真正让人受到冒犯呢”
这是一个普通的夜晚，十一点半，美国 nbc 一个叫“深夜秀”的电视节目中，一个下巴很长的男人，又在对布什的嘲讽中，开始了他一天一次的脱口秀节目。
这个几乎每天晚上总能整出几个“布什笑话”的节目主持人，叫 jay leno。当然，他不是唯一一个讲“布什笑话”的电视主持人，其他几个最着名的脱口秀节目的主持人，比如，daivdletterman， connon obrien； jon stewart，stephen colbert，bill maher，每天也在马不停蹄地调侃布什。在美国的“脱口秀”界混，不讲布什笑话，就跟去竞选世界小姐却不肯穿泳装一样，根本不可能赢得民心。
如果我是美国总统，可能都不敢打开电视。这么多大大小小的节目，成天拿自己开涮。随便打开一个台，骂自己的。换一个台，又是骂自己的。再换一个台，还是骂自己的。
不但不敢看电视，杂志报纸也不敢随便翻。今天新闻发布会上犯了一个语法错误，三年后报纸上的漫画还在说这事。明天民意调查降了两个百分点了，后天整个媒体都在幸灾乐祸地瞎起哄。
就是不看电视报纸，人家还可能跑到你家里来调侃你。今年4月份的白宫新闻记者招待会上，脱口秀主持人 stephen colbert 作为发言代表之一，干脆指着布什的鼻子嘲讽了近半个小时。他说，“据说最小的政府是管得最少的政府，按照这个说法，我们美国已经帮助伊拉克建立了最好的政府”。他还说，“总统先生，现在报纸上说你的支持率才32，别理那些老说瓶子半空着的人，其实，瓶子哪里是半空的，三分之二都是空的”。
布什能怎么办呢既不能派人把他给抓起来，也不能说人家“太简单，有时候幼稚”，只有坐在台下跟着别人傻笑，被打碎了牙还得往肚子里吞。
关于布什的笑话，可以分为几类，一类是嘲笑他 的智商和文化水 准的。比如， davidletterman 的笑话，“今天白宫传来了好消息，说布什总统已经通过了年度的身体检查。不过目前，大脑检查方面还没有消息”。一类是骂他的外交政策的，尤其伊战政策的。比如，还是 david letterman 的笑话，“本周初，布什悄悄潜入伊拉克进行访问，不过我说，要不我们也悄悄潜出伊拉克怎么样”还有一类是骂他的国内政策的，比如骂他面对卡特里娜飓风袭击，反应过于迟缓。conan obrien 的笑话，“今天是卡特里娜飓风一周年纪念，也是布什总统发现这个飓风半周年纪念”。甚至有一类笑话，完全是调侃他的私生活，“劳拉布什这个周末跟克林顿在一起开一个会。布什说，他对此没什么意见，那我们等着瞧吧，等她反穿着裙子神色慌张地回来时，看布什还会不会这么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