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成通,是当时坞熙首屈一指的富商,靠倒腾粮食起家,毕竟,坞熙是中国的鱼米之乡,物产丰饶,一直是中国最为依赖的“粮仓”。︽頂點說,清朝明君康熙帝深谙这个道理:平三藩,收台湾,征讨葛尔丹,一切的重在于江南,江南不能乱,它是我纳税,收粮的重地。因此,从清朝开始,江南之地的资本业就极为的繁荣。顾成通的发家致富,在很大程度上依赖江南之地的富饶。张勋复辟,顾成通看准了张勋是强弩之末,顺应不了民主社会的潮流,所以他预估到张勋必将倒台,因此,这时候屯粮是大发国难财的最好时机。因此,他找到了当时民粮最大的供应商,以每担三个银元的价格进行收购。(编者按:很多读者不理解银元在当时的购买力是怎么样的,笔者这么给大家来打个比方吧:一个银元可以确保一户五口之家去北京最好的饭店搓一顿,然后来回坐洋车,到家后还能剩零钱。牛叉吧?当然,由于当时经济条件所限,劳动成本和原材料成本极低,这银元放到现今的社会中,实际的购买力要大打折扣,但按照米价这一通行的对比标准来看,一个银元相当于现在的二百多元人民币应该是比较科学的。)一担米二百斤左右,600多元收购,放到当今的物价,都是相当贵了,更何况是那个年代呢?顾成通也是吃准了国家动乱,民粮定当飞涨的道理,所以才会有高价收购的行为。
那接下来的交易就有诡谲了。顾成通和那民粮供应商谈好价格后。就商定交易的方式。供应商最终道:“最近眼线多。放哪都不安全?这样吧。在坞熙城东有一地儿,叫范陶岭,刑场之地,平日里,没有人敢去,你将粮款埋在这个地方……”着,那供应商拿出地图,在范陶岭某个地理位置一指道:“我拿到粮款后。即可发货给你。”
顾成通大惊,不知道那供应商为何会选择这么诡谲的地方作为藏钱的地?确认了几次,那供应商都一口咬定就是范陶岭。
那供应商并非不知道范陶岭是一灵异之地。把钱放那,等同于作死!只是供应商另有计划:救人。那供应商有一亲弟,和其一样,做着倒腾粮食的生意,只是运气不好,用银元交易的时候,被眼线发现,当场抓住。按照张勋那套制定的法律,就被判了斩刑。坞熙的死刑当然是在范陶岭执行。那供应商为了救其弟。买通了刽子手。那年头,执行死刑就如同草芥人命一般,没有太多严格的程序,笔者查了一下民国执行死刑手续的资料:在民国,死刑分为两种:斩刑和枪决。通常对于百姓犯事,都执行的是斩刑,怎么呢?子弹精贵,为死刑犯浪费子弹不值当!所以,直到1949年中国解放之前,还有很多地方有斩刑的现象!枪决一般都是针对当兵的人,这个可以理解,当兵的人死在子弹下,多多少少还是有jūn_rén 的尊严,而且jūn_rén 内部的事情,不用诸如刽子手这些外人的介入,鉴于这个原因:民国的斩刑多用于百姓,枪决多用于jūn_rén !而斩刑的行刑过程相对比较简单,民国时候,很多人都目不识丁,连最起码的身份证明都没有,如果大家看过鲁迅笔下的《阿q正传》,就知道,民国政府处决老百姓有多么的随便,名字都不知道,写上“阿q”两字,就直接可以问斩了,阿q连自己怎么死的都不知道,直到行刑之前,还在比划着圈怎么可以画的更圆一呢!特别到了中华民国的晚期,一些地方政府官员为了邀功,经常拿着老百姓的人头冒充“共匪”的人头。杀了多少多少,一份民国官方的数据统计:就1945年7月的一份月度统计表,各地方政府共处决“共匪”头子六百二十七人,与“共匪”相关的人员数不胜数,一个月处决“共匪”头子67人?我不知道当时的蒋委员长是怎么理解的,要是每个月都按这个速度推进的话,不要有1949了,就连“攘外必先安内”话,也不用出自蒋委员长之口了!
按常理,身份的核实是执行死刑中的最重要一个环节。以前在执行死刑之前会有游街这么一个环节。游街的环节除了以儆效尤之外,最为重要的作用就是核实身份。怎么理解?以前由于交通落后,人们的活动范围有限,基本上大家都彼此认识。判了死刑,游行的时候,大家都会去看,“哦,这是张某某。”“啊,这个是隔壁的李某某”“哟,这是老王家的儿子。”……大家一看,都能跟死刑犯背上的插牌(死刑犯在执行死刑之前,都会有一块白色的长牌插在他的背后,上面有死刑犯的罪名和名字,譬如:杀人犯张某某。)对得上,那就明没有问题。如果游行的时候人们都在“呀,这不是老张家的儿子吗,怎么叫李某某了。”那就明有问题了。执行官通常会进一步核实死刑犯的身份。这应该是古时候唯一能够起到核实死刑犯真实身份的步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