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新闻周刊刊登了有关威利的报道后，鲍伯贝内特律师指责特里普是一个“不可信任的女人”，这让特里普感到很愤怒。此外贝内特还指责说，在这一年年初，有一个人写匿名信通知琼斯的律师，他们可以在凯瑟琳威利身上挖到更多线索，现在他已经得到证实，这个人就是特里普。
虽然特里普觉得自己的人格遭到了极大侮辱，她还是觉得很兴奋她还从来没有受到这么多的注意。曾经和她打过交道的作家经纪人卢西安戈德伯格之子乔纳表示，此时特里普已经把自己当成了一个主角，她相信在这样一部戏里，只因有了她的存在，这部戏才能得以发展下去，乔纳说，“她没有想到，伊斯科夫竟然会使她牵扯进如此大的旋涡之中，对此，特里普既兴奋，又害怕。她觉得现在全世界人都在看着她，而且她踌躇满志，相信到时莫妮卡事件曝光后，她就能再一次站在舞台中央。”
莫妮卡对特里普的所作所为并不满意，可她仍然是一个忠诚的朋友，她担心特里普会因为自己的轻率之举而丢掉五角大楼的工作。从五角大楼的内部管理备忘录中就可以看出，特里普在这里的名声简直糟糕透顶，人们公认她举止粗鲁、而且极难相处，在工作时根本没法与她合作，而她与莫妮卡共同的顶头上司，肯培根对于她的行为也相当不满，当年白水事件发生时，特里普也一度对媒体发表过非常不合适的评论，当时他就已经警告过特里普，今后如果她再对媒体发表只言片语，就一定要在事先通知他。莫妮卡在这种充满敌视与怀疑的气氛中，仍然全心全意帮助她的朋友，她对暴怒的上司解释说，新闻周刊所发表的净是些不实之词，并未征得特里普的同意。她还打电话给特里普的律师巴赫，告诉他，新闻周刊在没有征得他委托人的同意下，随意引用了她的话，已经造成了相当恶劣的影响，并且要求他立刻替特里普发表声明。巴赫并未向特里普核实，便照办了莫妮卡的要求。
等到特里普回到五角大楼，她向莫妮卡承认，她现在非常害怕丢掉这份工作。于是她给新闻周刊写了封信，抗议他们错误引用了她说的话，还将这封信的草稿拿给莫妮卡看。莫妮卡建议她修改了几处地方，还帮她找到了新闻周刊的传真号码，这样，特里普才得以将这封抗议信直接发给杂志社的主编。这封信的基本观点与那篇新闻其实并没有太大冲突，不过其中的一句话确实点到了要害，它写道，“不管椭圆办公室里发生了什么事情，如果确有其事，知道这件事的，只可能是两位当事人。”最为讽刺的是，直到莫妮卡本人的丑闻登上了各大媒体头条，新闻周刊才刊登了特里普的这封抗议信。
还有更麻烦的事情。此时特里普仍然为贝内特对她的评论感到愤怒竟然有人质疑她的诚实她告诉莫妮卡，如果她因为此事被炒鱿鱼，她将要写一本“透露一切事实”的书，莫妮卡回忆说，“特里普要写书的计划让我感觉不安极了。”于是莫妮卡焦急地问特里普，她会不会在书中透露她与总统的事情，特里普，这个曾经告诉伊斯科夫，总统与一个“年轻的女实习生”有染的女人，用最诚恳的声音告诉莫妮卡，“当然不会了，我永远都不会伤害你。”
莫妮卡感觉现在的自己简直是如履薄冰，她还在为自己回白宫工作的事情而焦虑，又添上了特里普要写书的问题。7月16日，就在她与总统谈论了威利丑闻后两天，她第二次与玛莎斯科特会面，两个人谈了约摸一个小时，莫妮卡对自己的未来更有信心了，她认为斯科特已经同意将她从五角大楼“借调”过来，就在斯科特自己的办公室工作，而且日期定在了9月1日，她回忆说，“当时我觉得，虽然这并不是一个板上钉钉的工作，可也已经差不离了。我对自己说，我就要回来了。”
莫妮卡的朋友凯瑟琳奥尔黛戴维斯，却并不像莫妮卡这样轻信别人，她预感到一场风暴即将来临，8月4日她给朋友写了封电子邮件，信中写道，“我希望一切都好，我也希望你不要太过执着于一些虚无缥缈的事情。莫妮卡，你千万不要忘记照顾好你自己，不要一心只想到别人，却忘记了你自己的需要。”
凯瑟琳的忠告显然是对的。莫妮卡莱温斯基的故事里，失望永远是个主旋律，这次同样没有例外。8月份玛莎斯科特就告诉她，她可能没法得到这个借调的职位，她必须等到12月份，一直要到乔迪托克尔森离开白宫后，她才有可能顶上她的位置。莫妮卡再一次怀疑，她始终在被人玩弄于股掌之上。
8月16日，当她在总统的书房里与他相见时，她又一次提起了工作的事情。这一次她本来是要送给总统一份生日礼物，庆祝3天后他的51岁生日。这还是自7月24日他们短暂相见后，他们半个多月以来的第一次见面。巧得很，那次也是为了庆祝生日，7月23日是莫妮卡的生日，他送给她一枚古董帽针，还特意将帽针装在一个小巧的木盒子里，此外，他还送给她一件瓷制工艺品，这是他从挪威买回来的。也许正因为他送的礼物这样精致，才让莫妮卡感到非常为难，因为她根本不知道他想要什么样的生日礼物。有一次，她突然想起曾在报纸上看到一则新闻，上面提到总统最近曾在巴尔的摩的一家书店里买书，他特别喜欢一些绝版书或者印数很少的书籍。于是，莫妮卡立刻开车前往这家书店，她告诉店员们一个故事，说是她叔叔的熟人跟总统关系不错，他们想买一本书送给总统，却又不知道他喜欢哪一类的图书。于是善良的店员告诉莫妮卡，总统最近对一本写于1802年的彼得大帝传记很感兴趣，这本书很贵，价值125美元，可是莫妮卡还是毫不犹豫地买下了它。
当她来到白宫时，她被带到椭圆办公室，不过总统并不在那里。她走进了内室，在一块苹果派上点燃了一支生日蜡烛，因为她知道总统很喜欢吃苹果派。接着，她取出了生日礼物，除了这本书，她还带来了一张名为忠诚的电脑游戏光盘，一本她读大学时的心理学教科书：痼疾与误传。
最后总统总算赶到，可是心情并不好。他的膝盖又受伤了，而且这两天他正忙得焦头烂额。尽管如此，莫妮卡还是设法让他放松情绪，她唱起了生日快乐歌，看着他打开了生日礼物。遗憾的是，当他们谈到了玛莎斯科特时，气氛一下子又紧张起来。莫妮卡指责斯科特是在有意阻拦她重返白宫，她的情绪实在太激动了，结果总统不得不打断她的话，命令她将声音放低点儿。最后，他们总算镇定下来，总统对她有言在先，他再也不想与莫妮卡有任何亲昵举动，“我不想再做这种事，我想做个正正经经的好人。”莫妮卡发现他显得很沮丧，于是她上前拥抱他，然后给了他一个亲吻友好而又合乎礼节的吻。总统计划去马萨诸塞州的玛莎葡萄园度假，莫妮卡已经事先得知了这个安排，于是她送给他一张卡片，祝他度过一个快乐的假期，还送给他另外一本书恋恋笔记本，这本书里提到了草叶集，也就是之前总统曾经送给她的诗集，因此莫妮卡觉得这本书显得非常意味深长。她还在这张卡片中表示，希望总统可以在玛莎葡萄园度假时，给她买一件葡萄园的纪念版t恤。
9月初，莫妮卡与斯科特进行了一次电话长谈，斯科特明确告诉她，目前白宫没有任何工作适合莫妮卡来做。莫妮卡给朋友戴尔杨亲笔写了一封信，表达了她的失落与痛苦，1995年，莫妮卡和她的母亲在一家健身水疗会所里认识了杨，此后她们之间就经常保持通信。她在信中写道，“很不幸，当我回到华盛顿时才失望地看到，斯科特办公室里那个借调的名额已经被别人顶上了。我跟她进行了一次长谈，现在我已经很清楚，至少最近我是不可能回去工作了。我只希望，我的心脏可以更加坚强，不要因为这一次又一次的打击而破碎。”戴尔杨认为，“虽然莫妮卡经受了无数次的挫折，她仍然相信克林顿的话，期盼着他能兑现自己的承诺。她完全是在盲目地信任着他，她竟然期待他能真心实意地对待她，就像她对他一样。”
当她从玛莎斯科特那里得知，现在她根本无法得到白宫的工作，甚至连想都最好不要想时，莫妮卡寒心极了，一直是到贝蒂库里寄给她一个包裹后，她的心情才好了一点，这个包裹里放了一堆小玩意，其中就有一件棉t恤，总统记住了她的话，为她从玛莎葡萄园里买了这件衣服。
现在，莫妮卡相信只有贝蒂库里还在帮助自己，于是她不断地打电话给贝蒂，央求她转告总统，请他打电话给她，或者与她见面，再计划一下她工作的问题。每一次贝蒂都对她说着同样的话，告诉她总统实在太忙了，或者说总统现在正在开会。莫妮卡感觉自己受到了伤害和羞辱，又一次，特里普坚持让她不要放弃希望，毫无主见的莫妮卡听从了特里普的建议。可事实上，莫妮卡其实已经身心俱疲，她很想放弃这一切。她曾经给总统写了封信，但一直没有寄出，在信中她表示，“与玛莎的谈话让我感觉很失落、沮丧、伤心而又愤怒。我不得不这样去想，或者在我上一次与你见面时，你就已经知道，她根本不可能给我安排工作，或许，这才能解释你现在为什么会这样冷漠无情。我不明白你为什么不愿意我回来，我只能理解为，你根本就不像你说的那样需要我，在乎我。”
9月12日，星期五，莫妮卡知道此时第一夫人不在华盛顿，于是她打电话给贝蒂，追问她可否在总统录制完电台谈话节目后，安排她与总统见面。她甚至跑到白宫西南大门，在那里她开始反反复复地给贝蒂打电话，哀求她告诉总统，她正在等着他。在莫妮卡等了45分钟后，贝蒂告诉她：总统与女儿切尔西有约，现在不能见她。莫妮卡回忆起那屈辱的一刻，“我在门口大哭。我觉得很愤怒，很失望。我的情绪完全不受控制了。我真是一个笨蛋，我本来应该尽早离开的，那时我的行为真是丢人现眼。”
贝蒂终于答应让莫妮卡来自己的办公室，她说，“你这样闹下去，我可真是为你担心。”莫妮卡在办公室坐下后，贝蒂用她母亲般的耐心慢慢跟她解释说，总统已经尽他所能帮助莫妮卡，可是他毕竟没办法做得那么明显。贝蒂还向莫妮卡保证说，她会尽量安排他们在星期天见上一面，为了方便他们两人见面，她本人也会在当天从芝加哥赶回白宫。
星期天，莫妮卡整整一天都躲在她的卧室里，等待电话铃声响起。她陷入了疯狂，不断打电话给贝蒂，绝望地想要见上总统一面。当等待的时间一点一点过去，莫妮卡越来越神经质。母亲刚好从纽约过来看她，她对莫妮卡的精神状态产生了深深的忧虑。莫妮卡回忆说，“当时我对自己说，算了吧，我已经受够了，我实在是受不了了。我哭得撕心裂肺，觉得自己是这样痛苦，这样无助。我就是不明白他为什么会这样做，为什么他不能直接一点，对我说出事实。”
即使是在莫妮卡最痛苦的时刻，她也没有丢掉她那种与生俱来的幽默感。星期天，她还与凯瑟琳通过电话，在电话里她开玩笑说，其实她最想要做的工作，是成为总统的着装顾问。当天晚上，她盼望已久的电话终于来了，贝蒂告诉她，她已经与总统汇报过此事，总统表示，他将指示白宫办公厅副主任约翰泼迪斯塔专门负责为莫妮卡解决工作。在得知像泼迪斯塔这样重量级的人物都开始为自己的工作操心时，莫妮卡又看到了前方的一线希望。
莫妮卡总算镇定了点，她开始慢慢回忆起最近她与总统的几次会面和谈话，结果她突然发现，几乎每次与总统说话时，他们都会不可避免地陷入争吵。莫妮卡下决心要改改自己的脾气，为了表明自己的诚意，说明她现在的心情已经变得比较开朗，她决定给总统写一封很“有趣”的信，而且有意要将这封信弄得跟官方备忘录一样。在9月30日她写下的这封信里，开头的称呼是“亲爱的英俊先生”，落款则是一个字母“m”，也就是她名字的开头字母，信件的主题她写的是“新政”。在信中莫妮卡承诺，如果他可以让她“不带一丝危机感”地前来见他，那么，她一定会“举止端庄，而且再也不会表现失控”，她保证不再惹他生气。在信末她又补充说，她相信，美国前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惟一一位连续四次担任美国总统的男人，无论如何都不可能将他的情妇卢茜梅瑟拒之门外。
莫妮卡又沉浸在幻想中，母亲却为了女儿而担惊受怕，近两年来，她一直看着女儿在这种痴狂中不能自拔，看着女儿的情绪时起时落，现在，她已经完全不知道该怎样帮助女儿打开心结，彻底放弃总统。陷入困境中的玛西娅不得不打电话给住在纽约的朋友戴尔杨，请她给自己一点建议。戴尔杨告诉了一招釜底抽薪的办法，她认为现在最直接的办法莫过于找到总统的秘书贝蒂库里，互相以母亲的身份进行对话。如果她能说服贝蒂同意，不再帮助莫妮卡与总统之间取得联系，也许可以最有效地割断莫妮卡的一切希望她们都相信，现在希望对于莫妮卡来说无异于是毒药，因为正是希望点燃了她的梦想，可是一旦希望落空，她注定会从虚无缥缈的云端跌下来，到时候她会伤得更深。玛西娅反复考虑了这个办法，可是她最终还是没办法鼓起勇气，拨通贝蒂的电话。
莫妮卡的朋友也在为她担心。凯瑟琳回忆说，“和她与安迪布莱勒之间的那段情史不同，她与总统之间的关系已经令她变得疯狂，所以她根本没法回到现实中去，没法继续过正常人的生活。这件事真的让我觉得很担心、很困惑，甚至让我非常害怕，我不知道该怎么说服她。我明白，只有她彻底离开华盛顿才有可能恢复正常，所以我不停地劝她走显而易见，这些话对她一点作用都没有。”阿希莉雷纳斯是莫妮卡在华盛顿惟一真正的朋友，她也在写给男朋友的电子邮件中，表达了同样的忧虑与不安，她写道，“很高兴，这个月我跟莫妮卡之间都没怎么联系，因为她告诉我，现在她的心里很乱。她说这句话的神态真是让我害怕极了。”
连一贯非常镇定自若的总统秘书，也对莫妮卡的言行举止感到很惊骇。原先贝蒂一直对莫妮卡持同情态度，觉得她是个很单纯的姑娘，别人是在“恶意中伤”她，可是现在，因为莫妮卡无休止的眼泪、愤怒的话语和一刻不停的电话，她开始觉得莫妮卡确实是个“不受欢迎的人”。作为一个本性善良的人，当她建议总统不要再做任何努力，千万别让莫妮卡回到白宫时，她的内心确实充满了愧疚，可是总统却坚持说，他们一定要把这个忙帮到底。在贝蒂对大陪审团的证词中她就提到，总统此时不顾莫妮卡的疯狂，仍然坚持要她与玛莎斯科特继续替莫妮卡找一份工作。事实上，当他收到莫妮卡那份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