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大选贵不贵花数十亿美元买来民众对民主制度的信心对自己国家的责任，物有所值随着两党全国代表大会的落幕，美国总统大选进入了白热化阶段。每次到这个时候，总有一个声音冒出来：选举太贵了，花太多钱了，就是个有钱人的游戏而已。
美国总统选举的确贵。1996 年总统大选花了 4。8 亿美元，2000 年 6。5 亿，2004 年则超过 10 亿美元，呈直线上升的趋势。今年大选，到 7 月底花费就已经超过 10 亿了，这个无底洞还在延伸之中。这样砸钱到底多不多呢看你从哪个角度看了。一方面，若是把选举款换成“孩子们的书本”，那得换多少本啊。但 10 亿美元占 2004 年美国 gdp 的十万分之八，用来决定这个国家发展的方向，似乎又不算太多。
一个朋友跟我聊起过：“美国的民主最虚伪了，我们这有个有钱人，选举时给当地官员捐了很多钱，官员上台后处处给他好处”我说：“这种情况可能有，但肯定是非法的，从法律上来说，美国的选举中一个人每次选举给一个候选人最多只能捐 2000 美元，这点钱要买通一个官员，还是有一定难度的。”
有钱人“购买”选举，政客当选后为有钱人服务，似乎是劣质民主的一个典型形象。这在美国历史上也曾屡见不鲜。1872 年格兰特参选总统时，有个大款一口气捐了其竞选开支的四分之一。不过，随着 1972 年美国联邦竞选法案出台，有钱人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地购买民主的“好日子”就一去不返了。从那时开始，不但捐款人必须公开姓名和数额，而且捐款数额有了明确规定：每个人每次选举给某个候选人捐款不能超过 1000 美元2002年调整为 2000，随通胀而浮动，2008 年为 2300 美元。政治行动委员会的集体捐款也有了限额。
当然选举的不平等影响不可能彻底消除：一方面，就算有 2300 美元的捐款限额，有钱人可能顶着 2300 美元捐，而且可以发动自己的七大姑八大姨，而穷人要么捐不起，要么只能捐个几十上百的；另一方面，虽然对捐款数目有了限制，但有钱人或组织往往通过做议题广告“曲线”影响选举，这就是所谓的“软钱”。虽然 2002 年两党选举改革法案旨在消除软钱的影响，但孙悟空七十二变，软钱正想方设法变成“更软的钱”。
那么何不干脆取消私人筹款直接使用公款竞选呢公款竞选透明，防止无度花钱，还能避免富人和穷人的不对称影响力，听来似乎是最佳选择。事实上，像澳大利亚西班牙墨西哥和很多苏东国家都主要依赖公款竞选。
美国不是没有公款竞选制度，只不过它是一个“自愿选项”，即，候选人可以选择使用公款，但前提是接受公款的总额限制今年大选是 8400 万；也可以选择自己“化缘”，坏处是没有底线保证，好处是不存在总额限制。今年，“本来支持公款竞选”的奥巴马决定放弃公款，而麦凯恩决定使用公款。两人选择不同并不奇怪：根据麦凯恩在本党初选中的筹款记录，他自己筹款也就筹到 8400 万左右既然有免费午餐，何必去千辛万苦地求爷爷告奶奶呢而奥巴马简直就是竞选筹款的“神奇小子”，筹款能力是麦凯恩的两倍既然可以筹那么多钱，何必戴上 8400 万的紧箍呢
说奥巴马筹款神奇，不仅在于他的筹钱总额，更在于他的筹款大多来自于中小选民。拿2008 年 6 月的筹款记录来说，其总额中有 65来自于小于 200 美元的小额捐款，而麦凯恩只有 33。可以说，奥巴马的大多支持者们真的是省吃俭用来支持他。真的粉丝，敢于直面惨淡的钱包。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奥巴马的竞选代表了民主选举的真义：千千万万普普通通的人，在给民主竞选提供动力。
从一个大款操控候选人竞选资金的四分之一，到无数个 200 美元汇成候选人筹款的65，这本身就说明了金钱在美国总统选举中意义的变迁。不错，钱在选举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但它代表的不再是“资本家的垄断利益”，而是无数普通国民成为“民主股东”
的愿望。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也许竞选资金没有必要全盘公款化，因为筹款本来就是个动员过程，能带动普通民众去参与去思考去影响这场选举。当一个大学生将自己省下来的 20 元钱捐给一个候选人时，他表达的不仅仅是对这个候选人的支持，而且是一份实践公民责任的意识。花数十亿美元去挑选一个总统也许太贵，但用这些钱买来普通民众对民主制度的信心对自己国家的责任，却又物有所值。
福利平等篇他人眼中的刺07 年 3 月，我国发布了一份“美国人权记录”，列举了美国的种种人权劣迹，其中有一条指出，据美国人口普查局 2006 年 8 月 29 日公布的数据，2005 年美国有 3700 万贫困人口，占总人口的 12。6，有 770 万个家庭生活在贫困线以下，平均每 8 个美国人中就有 1 个生活在贫困线以下毫无疑问，这个信息是言之有据的，美国人口普查局的确出台了这些数据。但是我觉得这条信息需要一个长长的注释，否则可能造成一定的误解。
说起贫困户，我们一般想起的都是一幅悲惨景象：一群面容憔悴的人，住在破烂的房屋里，衣不蔽体，食不果腹，孩子没学上，生病没钱看但是在美国，“贫困”的概念却不是这样的。下面我引用一段 05 年出版的调查报告，让我们来看看美国穷人的“惨状”：
“46的贫困户拥有房产，一个典型贫困户所拥有的房子平均有三个卧室一个车库，一个阳台；美国贫困户的人均住房面积超过巴黎伦敦维也纳雅典等城市的人均住房面积。
97的贫困户家里有一部彩电，50有两个或更多彩电；76有空调；75有一辆车；30有两辆车；73有微波炉；62有有限电视；33有洗碗机。从营养消耗来看，美国贫困家庭儿童的平均蛋白质维生素矿物质消耗量和中产阶级家庭儿童完全一样。大多数情况下，他们蛋白消耗量甚至超过健康标准一倍，也就是说，大多数贫困家庭儿童存在过度营养问题”
看来，美国的穷人并不象我们想象的那样食不果腹衣不蔽体，这个国家之所以存在 3700万贫困人口，很大意义是因为它所制定的贫困线标准高出我们发展中国家的标准。
美国当前适用的贫困线标准制定于 60 年代。1963 年经济学家奥桑斯基计算出，一个普通四口之家当年需要花费 1033 美元购买食物，占家庭收入的13。因此，她将收入 3100美元1033 美元的三倍作为当年一个四口之家的贫困线。这个数字根据家庭人数而变动，也根据年份而变动。目前，美国四口之家的贫困线是年收入 2万美元。值得注意的是，在贫困标准与时俱进的过程当中，今天的奢侈品往往会成为明天的必需品，今天美国的贫困线生活水准实际上是 70 年代初的中产阶级生活水准。
这里要提醒读者注意一个关键问题，美国的贫困线标准计算的仅仅是贫困家庭的现金收入，不包括穷人所享受的各种福利，而美国有大量扶助贫困户的福利项目。正是因为这些福利项目的存在，许多美国穷人没钱也可以有饭吃送孩子上学看病住房子。近年美国联邦政府的福利年均开支为 5000 亿美元以上，用于支持各种各样的贫困人口资助项目。举几个例子：
食品券项目。专门防御穷人挨饿的项目，建立于 1939 年，不断更新发展，目前的运转机制是，政府给零售店预付货款穷人刷卡购买食物。04 年该项目覆盖了 1 千万个家庭2 千4 百万人口，其中 51为儿童。
住房选择券项目。针对低收入家庭的房租补贴项目，1961 年正式建立，延续至今。住房和城市发展部从贫困户申请人中选出一部分，代表他们与其房东签约，为他们支付 70左右的房租。
“领先”项目。帮助贫困家庭的儿童的项目，1965 年成立，到 05 年，已经有 2 千 2 百万学龄前儿童曾接受其资助。就05 年来说，预算为 68 亿美元，90 万儿童受益，平均每个儿童受益 7222 美元。该项目本身有 21 万多员工，但其志愿者队伍则有 120 多万人。
以上只是几个典型例子，其他类似的项目不计其数，比如针对贫困家庭的“学校免费早餐午餐”项目专门针对贫困大学生的“联邦培尔助学金”项目政府资助的“公共住房”项目针对穷人的“医疗保险”项目“贫困家庭的暂时资助项目”，等等。正是这些项目的存在，很多缺少“现金流”的穷人却不至于面对重大生存危机。可以说，在“市场失败”的地方，政府积极介入，托住社会安全的底线。
当然贫困的出现也不完全是“市场失败”。在发展中国家，贫困出现往往是因为就业机会少或者工资太低，但在发达国家，贫困虽然也有这些原因，它与贫困人口自己的行为也往往密切相关。比如，美国贫困现象一个重大的原因就是单亲家庭的涌现，还有一个重大原因是一些人的工作量太少。据统计，23 的贫困儿童是生活在单亲家庭当中。又有数据表明，一个典型的贫困户一年的平均工作时间是 800 个小时也就是一周 16 个小时，如果 800 个小时提升到 2000 个小时也就是一周 40 个小时，75的儿童将会脱离贫困。当然，就业机会和工资问题也需要面对，最近美国国会通过“最低工资法案”，将美国的最低小时工资标准从 5。15 美元提高到 7。25 美元，就是针对工资问题。
还需要说明的是，与发展中国家许多贫困人口的长期甚至永久性贫困现象不同，美国的贫困人口往往是由于失业离婚生病暂时处于贫困当中。根据美国人口普查局的数据，从 1996到 1999 年，低于一半的贫困人口“连续贫困”四个月以上，只有 20的贫困人口“连续贫困”
超过一年。众所周知，持续贫困是社会动乱的根源，如果一个国家的穷人有希望迅速“脱贫”，经济贫困往往不容易酿成政治动乱。
当然，并不是说美国就不存在发展中国家意义上的贫困问题，在美国 3700 万贫困户中，贫困程度也各异，其中不乏极度贫困的人。美国还有 34000 万人口买不起医疗保险，其中很多都不被政府的公共医疗项目覆盖，城市贫民窟流浪汉屡见不鲜。前面所提及的报告也指出，贫困人口中有 13曾经面临暂时的饥饿威胁。横向比较来说，在发达国家里，美国的贫困率最高。纵向比较来说，自从布什上台以来，美国的贫困人口连年增加。
各国的贫困标准线不一，按照美国的标准，美国有 12的贫困人口，按照中国的标准，中国才8左右的贫困人口。不过如果按照世界银行统一的日均购买力标准，05年中国有16。6的人口日均购买力低于 1 美元， 46。7低于 2 美元，相比之下，美国及其他发达国家的日均购买力低于 2 美元的人口比例少于 2。当然，中国人口多，起步晚，贫困现象难以避免，不应该以此否定中国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就和发展潜力。但是，理解是一码事，盲目得意则是另一码事。一个 46人口日均购买力不足 2 美元的国家，去嘲讽一个同类人口不到 2的国家的“贫困”问题，是不是有点“看到他人眼中的刺，却看不到自己眼中的梁木”
呢
美国的“社会主义”
2000 年美国政治学家 seymour lipset 出了一本书，叫it didn
why socialism failed in the united states，探讨“为什么社会主义在美国失败了”
这个经典问题。根据他的看法，欧洲各国都出现了大型的社会主义政党，相比之下，美国的社会主义政党却始终不成气候。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美国虽然也有过活跃的社会主义政党，但是 30 年代之后，社会主义政党基本上消声匿迹。其原因，据他分析，无非是四条：个人主义的立国文化；工人阶级内部种族文化的多样性；社会主义政党本身的“经营不善”；还有美国的选举制度不利于小党存活。在这四条因素中，他最强调的，是第一条。
我不很赞同这本书的观点，原因不在于李普赛特对问题的分析，而是他对问题的提出：
如果社会主义不仅仅指公有制加计划经济，也指建立广泛的福利制度显然这也是 lipset的理解，社会主义在美国真的失败了吗这本书过于强调社会主义政党的标志性意义，但如果我们把目光从“政党”转向“政策”，没有理由认为“社会主义”在美国遭受了失败。
我们来观察一下 04 年美国联邦政府的预算开支：19。9军费这项庞大的开支一直颇受争议；21。6社会保障金；19。5用于支助穷人老人残疾人的医疗保险项目medicare 和 medicaid；4。1其它用于退休金和扶持残疾人的开支；9用于失业补助给穷人家庭的住房食品收入补助以及税收抵免；7偿还债务利息；教育 3。8；老兵补助 2。6；交通 2。8，国际事务 1。2，科研 1可以看出，如果我们把社会保障金医疗保险费贫困失业补助等算作福利开支的话，福利开支占据了美国联邦政府开支的一半以上，这也是联邦政府的最大开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真的能够坦然宣布“美国不是一个福利国家”吗
事实上，整个 20 世纪是美国福利制度不断成熟的一百年，尤其是 30 年代罗斯福新政时期和 60 年代约翰逊的伟大社会时期，福利制度更是突飞猛进。
20 世纪 10 和 20 年代，几乎每个州都陆续订立了工伤赔偿法律。1935 年，社会保障法案出台，被视为美国福利保障制度的起点，为退休者失业者残疾人儿童提供安全网络。1937 年住房法案为低收入者提供住房补助。1938 年公平劳工法案首次为最低工资立法。44 年 gi 法案为大学生提供贷款。46 年在公立学校提供午餐补贴。56 年残疾保险。
64 年食品券项目出台防止饥饿。65 年，为老人穷人提供医保的 medicare 和 medicaid 项目创始，同年保证给大学生贷款的项目工作培训项目等也出台。68 年公平住房法案，目的是消除住房补助中的种族歧视。75 年建立给穷人返还税收的“收入税收抵免”制度。90年通过儿童保障拨款法案和残疾人法案。97 年儿童保险项目和儿童税收信用制度出台据统计，整个 20 世纪，美国有 50 多个重大社会保险和福利法案和项目出台，我上面列举的，只是一些重大例子而已。正是这些项目的启动及其发展，彻底改变了联邦政府开支的面貌，使得福利开支成为联邦政府预算的主要方向。
这些法案和项目，主要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针对全民的社会保障体系比如社会保障金；一种是针对穷人和弱者的扶助项目比如食品券项目。这些项目的存在使得穷人不至于忍饥挨饿，而中产阶级也不至于朝不保夕。马克思列宁所预言的“资本主义崩溃”没有发生，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通过民主机制，资本主义体系不断吸收社会主义的营养，努力制度创新，从而实现自我修复。换句话说，社会主义并没有被资本主义消灭，而是被资本主义消化了。
观察福利制度在美国突飞猛进的两个时期，我们发现，这两个时期民主党同时在行政和立法部门占据绝对优势。正是民主党绝对优势的存在，使得福利制度相关立法得以可能。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虽然美国的社会主义政党在 30 年代以后就失势了，但是民主党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内承担了“社会主义政党”的功能。既然不管白猫黑猫，能抓到老鼠就是好猫，评价历史也没有必要象李普赛特那样拘泥于“社会主义政党”的名分。
当然，如果从福利开支占 gdp 的比重来说，美国的福利水平明显低于欧式福利国家。
比如，2001 年瑞典的福利开支占据 gdp 的 28。9，挪威 23。9，英国 21。8，加拿大 17。8，日本 16。9，美国 14。8。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美国的确不如欧洲重视社会福利。但是别忘了，经过购买力平价的换算，当年美国的人均 gdp 为 34；320 美元，而瑞典为 24；180 美元，挪威 29；620 美元，英国 24；160 美元，加拿大 27；130 美元，日本25；130 美元，所以美国人均福利的实际绝对额并不低，超过澳大利亚日本等国，和加拿大英国等水平相当，与北欧国家差距明显减少。而且，据另一个政治学家 chri. herhoward 在the welfare state nobody knows一书中分析，相对于直接分发福利，美国政府更倾向于使用税收减免政策倾斜等制度杠杆来提供“间接福利”。比如，给那些为雇员购买医保和养老保险的公司减税，为穷人买房提供贷款担保，给有孩子的贫困家庭提供税收抵免，通过最低工资法平权法案残疾人就业保障保护弱势群体等等。
此外，欧洲诸国的经济效率是否受福利制度影响，也一直存在争议。据统计，瑞典这样最典型的高税收高福利国家，其人均 gdp 比美国最穷的州还低。当然，不同的文化存在不同的偏好，有的以平等和谐为荣，有的以个人奋斗为荣，有的以勤劳为荣，有的以休闲为荣，有的习惯于高积累低消费，有的习惯于先消费后积累，没有必要用美国的标准来衡量其他的国家，但是同理，也没有必要用其他国家的标准来要求美国。民意调查也表明，美国人的福利观念不象欧洲人那么强烈。比如对于“政府应该为买不起房子的人提供体面的住房”这个说法，67的美国人同意，加拿大英国瑞典的同比分别为 72。1，88。6，81。8。
又比如，对“政府应该为失业的人提供体面的生活标准”这个说法，表示同意的美国人是47。7，同意的加拿大人英国人瑞典人分别为 65。5，78。7，80。3。虽然制度和文化是相互影响的，但是文化在生成之后，也存在一定的稳定性。当李普赛特用文化来解释美国的“反社会主义”倾向时，显然是有道理的。
虽然美国人的福利偏好不象欧洲人那么强烈，但是无论从政府开支的比例来看，还是从美国过去 100 年的政策变迁史来看，美国都已经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福利国家了，那种“美国是个低税收低福利国家”的说法不过是个流行神话。以前和一个朋友发生过一场辩论，他认为美国的收入税率太低了，美国应该象欧洲那样征收高税收。我的看法是，美国的税率和欧洲的税率，不是“低”与“高”的区别，而是“高”与“更高”的区别。得出这个结论，并不是受到什么意识形态的思想指导，而是基于对身边常识的观察：我在美国工作的朋友，年收入多在六七万美元和二十万美元之间，他们的收入扣除联邦税州税市税纽约消费税社会保险费养老保险费拿到手的往往只有一半到三分之二之间。众所周知，美国的中产阶级是几乎没有什么灰色收入的，物价也比中国贵得多尤其服务行业，这些辛苦工作的中产阶级，收入的三分之一到一半被扣除之后，往往只能依靠省吃俭用来维持小康生活水准，我实在想不通为什么还要千方百计从他们身上“转移”收入。
最近一些年，中西学界的一个时髦就是批判“美式的新自由主义”。他们说“无限的私有化市场化全球化会伤害弱者的利益”，他们说“除了追求效率，社会还应该追求公平”，他们甚至说“应该放弃所谓的华盛顿共识，而应该转而追求北京共识”，这些说法也许不无道理。但问题是，经过一百年福利制度的发展，今天的美国早已不是 100 年前那个自由放任主义的美国，无论在贸易保护工会势力收入调节政策倾斜方面美国都可以说是一个福利国家，他们所批判的那个“自由放任主义的美国”更像是他们想象出来的靶子，正如他们所说的那个“北京共识”发生在他们想象出来的乐土。我只知道，如果我生病因为交不起钱而被医院拒之门外，如果我的孩子因为交不起学费而上不了学，如果我每天辛辛苦苦工作12 个小时还在温饱线上挣扎，如果这些都是普遍而不是个别现象，那么你叫它什么主义都无济于事。但是如果我的孩子不但可以免费上学还可以免费坐校车吃午饭，如果我收入低可以住政府盖的房子，如果我失业了可以用政府发的食品券买东西吃，如果我退休了可以按月得到体面的养老金，那么我所置身的制度就是福利制度，你爱叫它什么共识就叫它什么共识。
民主请客谁买单
美国总统大选马上就要到来。布什阵营和克里阵营早已赶到这个 4 年一度的政治“庙会”，正在锣鼓震天地“练摊”，各自吆喝自己的“土特产”：布什卖“解放伊拉克”的蓝图，克里卖他的医保方案；布什卖他的“减税计划”，克里卖它的“增加就业规划”；布什兜售他“反对同性恋婚姻”的主张，克里吆喝“能源自主”口号赶庙会的老百姓从四面八方赶来，叫好的叫好，起哄的起哄，好一派生意兴隆的热闹景象。
问题是，这样一个热闹纷呈的政治庙会，谁来赞助
联邦竞选法案推进“政治平等”
据统计，美国 2000 年的选举年，用于选举的费用包括总统选举和国会选举总共30 亿美元。当年的总统选举中，除了动用政府公共资金 1。5 亿美元，布什阵营本身砸进去1。85 亿的银子，戈尔阵营也甩了 1。2 亿。平均来说，2000 年一个众议员当选要花费 50万美元，而一个参议员当选竞选费用是 450 万美元。今年的总统选举，到 2004 年 8 月为止，布什阵营已花费 2。1 亿美元，而克里也已掏了 1。85 亿。砸钱动作固然潇洒，让腰包鼓起来却没那么容易。这数以亿计的美元，上哪里去“化缘”呢
同志们要说了：这还用问吗资本家嘛老愤青马克思 100 多年前就说过，资本主义国家是资产阶级的委员会。既然政府是资产阶级的办事处，资本家一手交钱，政客一手交货，政治把戏不就是这个玩法。这个源远流长的愤青观点，至今享誉海内外。即使是在美国的媒体，“选举不是赢得的，而是收购的”这样的看法，也是屡见不鲜。
资本家们是不是和政客们躲在秘密的小屋里，商讨收购选举事宜呢至少在选举这个事上，即使资本家和政治家有交易，也是在“光天化日之下”。根据美国 1971 年的“联邦选举法案”，凡是 100 美元以上的选举捐款，各党派候选人都必须上交收据，并用其选举开支进行核实。根据联邦选举委员会对这些收据的统计，大体而言，在近期选举中，除了联邦政府的公共竞选资金，候选人的私人资金有 4 个来源，各占资金的 14 左右：一是来自个体选民的小额捐款200 美元以下的捐款；二是来自个体选民的大额捐款200 美元以上，1000 美元以下的捐款；三是来自各个公司工会或其他民间组织设立的“政治行动委员会”的捐款5000 美元以下；四是各个政党对其候选人的“嫁妆”一个人一年最多可以向一个政党捐助 2 万美元资助选举。这 4 个来源，由于数额受到法律调控，被称为“硬钱”。
从上面这个统计结果，大家可能看出，如果一个选举阵营是一个股份公司，控股的主要还是“散户”，“大股东”的影响力有限。大家可能纳闷，资本家那么有钱，干嘛不多砸点钱，搞个“大股东”当当我要是比尔盖茨，干脆把政府当“二奶”包了，反正咱有的是钱，从我几百亿美元的资产里掏出三五亿来搞选举，选上的总统议员还不都是该给我捶背的捶背，该给我洗脚的洗脚
当然好在我不是比尔盖茨。就是也没用，立法者早就识破了我这种人的险恶心理。
1971 年的“联邦竞选法案”是美国第一部系统规范竞选筹款的法律后于 1974 年补充修正，它规定：在一次选举中；个人给某一个候选人的捐款不得超过 1000 美元；一个“政治行动委员会”的捐款不得超过 5000 美元；个人一年可以资助选举的捐款，不得超过 2。5万美元。同时也规定了竞选的总花销不得超过一定上限。就是说，就算我是比尔盖茨，对某个候选人情有独钟，严格地说，我一年最多也只能掏 2。5 万美元来支持他当选。当然了，如果我发动七大姑八大舅公司的各个员工在各级选举中“捆绑”支持各方选举人，可能发动的钱还是很可观的，但总的来说，不可能大到可以操控一个选举结果的地步，离我让总统议员来给我捶背洗脚的愿望还是遥不可及。
可以看出，这个法案的宗旨是：分散竞选资金的来源，避免某一个集团或者个人利用其财力来操控选举的结果，努力使公民对选举结果拥有相对平等的影响力。可以说，1971 年的竞选法案是“政治平等”的一个胜利。不过，这种对“政治平等”的追求，很快遭遇到一个挑战。政治平等和政治自由之间古老的悖论，在竞选筹款问题上，显露了出来。